神探也會跌倒：從李昌鈺與劉邦友案談起

文／杜聖聰（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系主任）

1996年11月，桃園縣長劉邦友官邸血案震驚台灣。八人罹難，彈殼留地，凶手至今成謎。那一年，我跑這條線，親眼目睹台灣司法與媒體如何將一位美籍華裔鑑識專家捧上神壇，他叫李昌鈺。

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周五因病在美國內華達州的家中辭世，享壽87歲。（圖／達志影像）

李昌鈺的名字，在那個年代幾乎等於「真相」的同義詞。他辦過辛普森案，走過世貿廢墟，說話帶著美國大學的腔調與國際媒體的光環。當他飛抵台灣，接手劉邦友案，輿論的潛台詞很清楚：美國專家來了，案子有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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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顆子彈，是這個案子最關鍵的物證之一。彈道角度、射擊距離、殘留火藥，每一個細節都牽動著犯罪重建的邏輯。李昌鈺的鑑識報告，當時被視為權威定論，媒體大篇幅報導。

但案子終究沒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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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年過去，劉邦友案依然懸而未決，列入台灣六大懸案之一。這不是要苛責李昌鈺，他的專業貢獻有目共睹，鑑識科學本來就有其侷限。問題出在我們對「美國專家」的集體迷信：彷彿只要掛上美國招牌，真相就會自動浮現。

這種迷信，其實是一種認知的懶惰。

李昌鈺後來在其他案件也遭遇質疑。

2003年史考特．彼得森殺妻案，2009年康乃狄克州的相關爭議，都讓他的「神探」形象出現裂縫。美國司法體系本身也不斷出現冤案翻供、DNA推翻鑑識結論的案例。這些並不是要否定他的成就，而是提醒我們：科學有侷限，專家有盲點，神話必然有破滅的一天。

台灣媒體當年的集體失語，是一個值得反省的新聞倫理課題。

我們習慣性地把「外來權威」當成報導的終點，而不是追問的起點。記者的職責，不是傳聲筒，而是提問者。面對再有聲望的鑑識專家，我們仍應追問：方法論是否嚴謹？結論有無替代詮釋？物證保全是否完整？

尊重李昌鈺，但不崇拜李昌鈺。這應該是當年採訪那條線的記者，乃至今天所有新聞工作者，應有的基本姿態。神奇與跌倒，本來就可能並存於同一個人身上，不是嗎？

對我來說，李昌鈺跟我都是美食同好而已。我們都愛吃一家宜蘭頭城的海鮮，特別是那個用螃蟹、鮑魚做的海鮮粥，配上烤得微黃，超過一公分厚度的，只能用手釣的超級大花枝，其他的功過，就等待後人說去。